在进入的人间迷宫中，生活和文字，总有一个会是出口。我们精选了八段文字，邀你一起看见最普通而线.范雨素

　　有个来自四川的男孩，小麦色的皮肤，脸圆圆的，小眼睛贼亮，我不知道他姓什么，大家都叫他“小四川”，还有专卖小人书的“东北小刘”。

　　啥叫独板箱呢？记得那时樟木箱子的长宽高分别是80、50、40厘米，独板箱就是宽度为50厘米的樟木箱，是从一棵大树上取材剖板做出来的，不是两块或者三块板拼出来的。

　　不知不觉天已黑了，我捡完红薯，父亲还没有来。是啊，从地到家来回差不多两里地，回家还要把箩筐里的红薯一个个小心地拿出来，避免碰破了皮。要是破皮了，红薯很快就会腐烂，那就打不出粉来，没有粉就做不了粉条。

　　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四周一片黑黢黢的，树林里不时地传出不知名鸟儿的叫声。这个南山岗从前是一个乱葬岗，三年困难时期，大批饿死的人都葬在这里，那些因缺医少药或者重男轻女早夭的孩子也扔在这里。旁边不远处是一个池塘，我想起奶奶给我讲的水鬼的故事，越想越害怕，索性像鸵鸟一样顾头不顾腚，一头钻进了红薯藤堆里，两条腿使劲蹬，想要往里钻得更深一些。

　　收完红薯，就要抓紧时间提取淀粉，不然天气越来越冷，红薯会烂得很快。提取红薯粉的第一步是先把红薯用水冲洗干净。再用石磨磨碎。大一点儿的红薯还要用刀剁成小块儿，不然会卡在磨眼里。磨出来的淀粉和渣是混在一起的，父亲要用滤布把渣分离出来。滤布的四个角绑在一个架子上，父亲的两只手要一左一右有节奏地摇晃。一天摇下来，父亲就腰酸背疼，两腿僵硬。

　　把流出来的白浆水倒在缸里，再用一根木棒子在缸里不停地搅拌，作用是让泥沙沉淀在缸底。第二天，滗去上面的清水，下面白色的就是粉了。白白净净的粉看起来像一块玉一样，纯洁无瑕。取粉时用贝壳削去下面的泥沙，把粉在太阳下晒十来天，等粉完全干透就可以漏粉了。晒粉的时候会有树叶和小虫落进去，要挑拣出来。漏好的粉条是透明的，里面有一点杂质都看得见，再说粉条是入口的东西，当然要讲究卫生。

　　那几天，父亲天天从收音机里收听天气预报，要挑个好天时漏粉。在晒粉的过程中，要准备漏粉的东西。要提前劈好一堆木材，因为要烧一大锅开水煮粉，在漏粉时，下面要不停地烧火，不能让锅里的水温冷下来，要不那粉条就熟不了。另外还要准备一口大缸，用作冷却粉条。光挑水注满这一口锅和一口缸，就要一上午时间。

　　漏粉那天，全家大小齐上阵。连弟弟都要在灶前烧火，要保证大锅的水永远是沸腾的状态。还要准备一个和面的大盆，把红薯粉倒在盆里和成大粉团。父亲把葫芦瓢底钻几个眼做成漏粉器，一手端着瓢，一手一下一下击打着瓢里的粉团。粉条从瓢眼里钻出来，不疾不徐地垂落到锅里。不一会儿，在锅里烫熟了的粉条就飘起来。这时早已等候多时的母亲用长筷子把它夹起来，再用另一只手接住。连续夹几次就成了一大把。开水锅边温度很高，又因为手里的粉条很烫，不一会儿母亲就满头大汗。把烫手的粉条放在水缸里冷却，最后再捞起来搭在木杆上，漏粉的过程才算完成了。

　　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我们就把粉条抬出去。父亲提前在空地上钉好了树桩，拉上了绳子。我们把粉条挂在绳子上，再用木叉顶起来。到这儿还有一道工序，叫“开粉”，因为粉条都粘成一团了。这时候就要把它搓开，要是太阳出来晒干了就开不了了。冬天气温本来就低，再用手揉搓冰冷的粉条，只一会儿，手就冻僵了。看到父母那么辛苦，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，长大了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。

　　三和青年不选择工资稳定的工厂工作，其中既有自身原因，也有中介和工厂的原因。从自身客观原因来讲，一些青年在做日结或做法人时身份证被骗，也有人为了暂时生存卖掉身份证，还有些人的身份证不慎被偷，没有有效证件就失去了进厂工作的机会，只能做做日结。从自身主观原因来讲，相当部分的青年是可以在工厂找到工作的，却觉得工厂的工作太机械、太无聊，赚不到什么钱，做一段时间就会产生强烈的厌烦心理。一些青年说在工厂做工会麻木，整天就是一种生活，没什么意思。有个青年讲述了他的故事：之前他在流水线小时不停地干。流水线上有监工或是小组长逼迫他们要保证一定的生产量，指挥你干这干那。他觉得自己喜欢和人聊天，不适合重复干一样的活儿，在流水线上做真是生不如死，就提出了辞职。

　　其实，三和青年普遍反映的是在工厂工作，到上班时间必须打卡，迟到就要扣工资，上厕所都要排队和请假，更不要提吸烟了，还要面临着长时间的加班，特别是持续时间很长的晚班。当主观上接受不了严格的管理，就对进工厂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情绪，反而觉得做日结挺好。日结没有严苛的制度约束，有一定的自由和自主选择权。虽说他们也知道自己在混日子，但这也比去工厂活得更有意思。

　　还有一些人是受自身能力所限，无法在深圳找到愿意接受他们的工厂。比如，有一个青年说自己也去了几家工厂，每次体检都通不过。常见的还有学历不够，无法通过笔试。有一个青年选择了一家待遇不错的工厂，笔试中要求写出26个英文字母的大小写，可他根本写不出来。这些本来有意进厂的人在多次受挫后，也就不再考虑进厂，只好转而寻找临时工作和日结工作。而有技术和能力的青年更容易“上岸”，一位2008年就来到深圳打拼的青年，也曾在三和厮混了近一年，之后幡然悔悟，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但还经常回来逛逛。他说能找到工作的重要原因就是有一定技术，会操作电脑，这样才得以在工厂立足。

　　一些青年对自己不进厂工作还有另一种解释，他们认为进厂也学不到技术，只能干体力活，过着完全机械化的生活。而且工厂内的生活环境也和三和一样恶劣，宿舍里蟑螂多，被子和床板里藏着臭虫。当然，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像他们说的这般恐怖，却为他找到了貌似合理的理由，联想到他们在三和的住宿环境同样恶劣，这种借口实则难以成立。

　　更有趣的是，小部分青年会把中介“剥削”作为不进厂的理由。工厂里做工大多是按小时工标准进入招聘市场的，小时工并不是工厂的正式员工，而是通过和中介（人力公司）签订劳动协议，有时候只有口头协定，以劳务派遣方式进厂。工厂内人事部门把每个打工者的工时数和应得报酬交给中介，中介扣除相应费用后，再把工资发给打工者。因而，一些青年认为中介拿的那部分费用属于不劳而获，中介都是“黑中介”，不进厂就是因为不愿意被“黑中介”剥削。还有一个反抗剥削的由头是工厂剥削太狠，由于一些青年能力有限，即使进厂，刚开始也是做小时工，月收入通常只有3500～4000元，扣掉餐费、住宿费、水电费（共计1000元左右），再扣掉每月迟到几次、旷工几次、请假几次的罚款，加上周末聚餐、喝酒、吸烟、上网等开支，拿到手的工资所剩无几。他们认为这是工厂剥削造成的，收入甚至比不上天天做日结，索性不去工厂。

　　宁愿选择日结也不进厂，他们做日结的意愿其实也会降低，换言之，大部分做日结的青年并非每天都去找日结，而是处于间歇性工作状态，即干一天玩三天。从局外人的视角看，间歇性工作的客观原因是没有机会、没有资源、没有相应能力，主观原因就是懒惰，或因遭遇多次打击失掉了发展动力。加上一些人适应了混吃等死的环境，不想再离开，即使离开一阵子也还会回来，宁愿一天只吃一顿饭，也不愿意工作。为了维系残存的一丝脸面不愿意彻底挂逼，他们采取间歇性工作方式并对这种方式给出了“合理性解释”，所谓的“合理性解释”都体现了他们的厌倦心态，最终他们只能游离在日结工作、底线生活与挂逼生存的无限循环中。

　　矿口在灵宝朱阳镇朱家峪的一条岔峪里，大雪封山，经冬不化。洞巷低矮，高度一段一米七八，一段一米三四，像盲肠一样，宽不过一米四五，架子车勉强可通行。而深度达五六千米，内部布满了子洞、天井、斜井、空釆场，像一座巨大的迷宫，它黑暗、恐怖、危险、潮湿，从南到北，秦岭被多处打穿，以至于熟悉洞道情况的打工者，根本不用翻山越岭就可以进出来往。

　　后来，因为一些机缘，我改做巷道爆破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爆破工这个行业很杂乱，并没有组织，哪里有活儿就往哪里去，同行之间互通信息、互相召唤。我几乎跑遍了全国所有有矿的地方，秦岭、祁连山、阿尔泰山、长白山等。我的同伴至今还有在塔吉克斯坦、印度尼西亚矿山干爆破的。

　　这么些年，经我手使用的大概要用火车皮来计。我写过一篇《一个人的史》，我竟发现，我的爆破史几乎是一部民用的制造演进史。因时常发生在爆破工身上的颈椎伤病，2015年春天，在西交大一附院做了手术，也因伤病，不得不离开矿山。到此时，我在矿山整整工作了十六年。

　　我们住的工棚位于北京皮村的路边，紧挨着路边的树丛，用薄薄的铁皮围个圈，上面盖个顶子。前面开个门，却没有安窗户——大概是造屋者认为我们不需要光亮吧。

　　工棚虽简陋，倒也能遮风挡雨。对于我们这些外地人来说，能在北京有个工作、有个住处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只是，这条乡间路虽然不宽，车辆、行人却不少，经常有不懂事的垃圾车在半夜高声喊叫着，狂奔而过。而被扰醒了美梦的我们，往往还要起得很早。

　　说真话，我到现在还是搞不大懂那些止痛药的差异。师傅们也搞不懂。我们对这些药品的最大理解程度就是口耳相传。有些师傅非普拿疼加强锭不吃；有些人，例如粉尘甚大的木工、泥作，则是一定要吃专门的鼻塞喉痛胶囊。久而久之，每个人都有一些私传的口袋药品。男工们普遍相信，这些药品配上高梁酒后药力更强，因此，真的有师傅将高粱酒装入水壶中，和止痛药物一并服下。女工们则比较流行服用感冒糖浆，有一种甘草止咳水，据说可医治百病从手痛脚麻，到任何呼吸道疾病，一饮见效，没有什么是“喝一罐”不能解决的。另一些女工则是长期的负重，一日天冷气寒，便立即喘不过气。我因为有这类经验，备有支气管扩张剂，也帮过不少工地女工。往往在地下室晕眩，呼吸困难时，带到工地外吸入“备劳喘”便会慢慢恢复。

　　其实，这往往是老工人或年纪比我长上许多的工人，那一辈分的人才会有的习惯。年轻的工人无须负起管理、指挥及调度责任这时候就可以离开工地，请假跷头去就医。看医生也是在工地过劳时，跷班离开的一个好借口。但年长的师傅们受到养家的压力，以及其他师傅的期待，不能随便请假就医。每个人都想要健康。身为领取日薪的人，每一次前往就医的时间就代表失去一天的薪水，更担心的是一去之后所得到的医生警语。

　　我的工作是分析小说、诗歌和绘画，把内心的激荡传递给学生。很难找到比这更加愉悦的职业，但我有时会想：除了教书，我能不能走出校园，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？我对于官场的想象来自小说和电视剧的构建，真实的各级政府究竟是怎样运作的？在服务地方的过程中，我要如何和老百姓们交流？这些事情我都有兴趣去体验。

　　初到局里的第一天，我握了几十双手。走廊里的棕红木门依次打开，工作人员从办公桌旁起身，介绍自己的姓名，伸出手来。年轻人笑容浓一些松一些，年长的人笑容淡一些紧一些。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例外，他的笑容非常谦恭、礼貌。我后来知道，他是办公室主任，姓栗。

　　我坐在自己桌前，身后是窗子，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正在想象“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副局长”的第一份工作任务应该会是什么，栗主任带着充足的笑容进来，手上拎着一张军绿色帆布行军床，抱歉地告诉我午休只能这样凑合。他向我示范打开和折叠床的方法，然后依次交给我饭卡、钥匙、鼠标垫、WiFi密码。

　　在我完全不懂工作的时候，我不可能做出正确的“批示”，前三天的“阅处”“阅示”，我都得请教栗主任，我该写些什么内容。我首先得认识科长的脸，再和他们交谈，然后再“批示”。

　　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有九个科室，我管四个：文化科、文化馆、旅游科、图书馆（规划中）。除了“非遗”工作十分明确之外，其余工作我都迷茫，打算用两周时间搞清。但是科长们说，两周太短了。

　　下午，我和文化科科长一起出门办事，去给文化馆的“社区服务点”揭牌。走出南院门向左拐，不远处有一座石雕牌坊，上书“德福巷”。这条巷子在西安有些特色，汇集茶楼、酒吧与咖啡馆，晚上比较热闹，白天倒没什么人。进入德福巷再拐个弯，路西的一栋小楼就是社区中心，腿有疾患的社区忙活着，跑上跑下，一块红绸缎覆在路边的牌子上。

　　我说：“我不讲了，直接揭牌吧。”摄影师稍微愣了一下，他请我不要那么着急，让我先把手放在红绸缎附近，方便他对焦：“您揭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慢，这样我可以多照几张，挑选。”我听从他的建议，红绸子缓缓地落了下来。

　　这里有免费少儿手工课，志愿者常来服务，可惜的是社区每天下午六点准时下班，没多少孩子过来。社区图书室有几个书架，以野史为主，也不乏农业栽培、健康养生。这些书脊的字大得突兀，像是挣破眼眶的眼珠，上面标明的出版社我全都没听说过。我特意看了看儿童书，单独看名字没问题，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安徒生童话》……打开一翻，装帧彩绘简陋，译文删减乱改，一塌糊涂。

　　读第五遍或者第八遍时，我意识到不对劲，我在咀嚼自己的位置，嘴里是甜的。我贪恋这份甜，再咀嚼下去，以后会对自己职位、走位、排位、地位高度在意，发展成对权力的，不断膨大，吞掉我。这种咀嚼已经损伤我的味蕾，我是个文学教师，我竟然丧失了分辨语言文字好坏的能力，以为“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……”这样复制的话语里包含了我的什么实质性功绩。那天，我不过撩起来一块红绸缎而已。

　　在我踏入官场的第一个月里，我去过不同的场合，“被重视”的轻微快乐以及“被忽视”的轻微失落，都发生过。我把它们摘出来放在手心注视，它们从什么样的土壤里长出来，我要把土壤清除，我不允许以后我的心里再长出这种蘑菇。

　　教师节快到了，几位已经工作的学生给我寄来花果茶，他们互相并不相识，却恰恰买了同一品牌的同一种味道——白桃乌龙。人过三十还能持续收获新的友谊，我得感谢高校教师这个职业。别的职场里多是冷漠争斗，高校却能遇到热烈的孩子。虽不频繁，但隔两年就有一两个能交心的朋友。我像是拿着布袋走在秋天的树林里，我不知道松果在哪里，但我知道，一定有松果在等我。

　　货运中转中心就像一个大埠头，我们在一米高的水泥工作台上干活儿，这台子我们叫它分拣场。分拣场有八到十个足球场那么大，上面盖着巨型的铁皮顶棚，四周是编了号的一个个装卸货口，一排排货车朝工作台停靠着，打开车厢门装卸货物。晚上登上分拣场，立即就能听见一阵延绵不绝的隆隆响声，低沉而浑厚，好像从远处传来的雷鸣，那是上百辆叉车碾轧地面时发出的声音。这些叉车就像工蚁，把从货车上卸下的快件送到各个组分拣，然后再把分拣好的货物送到对应的装车口。

　　试工的三天，我被安排去倒包，这是我们组里最累人的岗位。那些包裹有轻有重，轻的几斤，重的五六十斤。如果只是倒两三个小时，大概多数人都可以应付，可是不停地倒一个晚上，对体力的消耗就很大，有些人就扛不住了；这个岗位也是组里唯一不让女工上的岗位。

　　初次干这活儿的人，都会掉一些体重。我有一个同事，入职只比我晚几天，他在三个月内从一百八十几斤，掉到了一百三十几斤。我原本就不算胖，但干了几个月后，也掉了十几斤。

　　我们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，一般情况下，早上下班前的两个小时会相对慢下来，可以干一会儿歇一会儿，而从晚上十点到早上五点这段时间最忙，基本上一刻都不能停。具体是这样的：我们晚上七点上班，先干到九点，然后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。吃完饭后，我们就从九点半一口气干到早上七点，连续九个半小时不再有进食时间。有些人会自带面包或饼干，半夜抽空往嘴里塞点儿。有些人就连着十个小时不吃东西，他们已经习惯了。我一般都带饼干，偶尔忘了带，肚子就饿得咕咕叫。

　　下班后我们要去吃早餐，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晚餐（大多数人每天只吃两顿），吃完饭就回住处洗澡、洗衣服了。衣服是很难洗干净的，因为晚上要搬抬货物，难免沾到各种污渍和油渍，而且人累的时候会这样想：洗太干净没有必要，第二天还是会弄脏的，再说高效的去污品也不便宜，打打肥皂也就行了。于是当衣服晾干后，甚至还能闻到浓浓的汗味。不过干了这种工作，自然而然地，人就会变得不介意这种问题。

　　睡觉才是最磨人的部分——对于日夜颠倒的生活，每个人的适应力各不相同。头几个月，我一直处在这种状态：每次到了凌晨四五点，我都困得不行，只要让我躺下，五秒内就可以睡着；即使不躺下，我也已经摇摇欲坠，经常眼前一黑就要失去知觉，可是随即又惊醒过来，重新撑起身体，那副模样就像一具行尸走肉——目光是迷离的，意识是模糊的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前一秒做了什么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有次我把两包快件的标签贴反了，发去重庆的贴上了北京的标签，发去北京的贴上了重庆的标签，幸好在装车前就发现，被追了回来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每个晚上，当我被睡意折磨得走投无路时，我都会在心里赌咒：下班后一定要不顾一切地立即狠狠睡上一觉。可是等到早上下班后，睡意已经过去了，人又精神了起来。而且，因为刚刚长时间地从事完身体并不喜欢的劳动，心里会生出一种奇怪的厌烦，渴望着做些身体喜欢的事情，以压制那种厌烦感，使身体得到补偿，恢复活力。我看到有些同事经常下班后去唱K，唱到下午快天黑时，匆匆地睡一两个小时又来上班。我可不是那种疯狂的人，我不想把命丢在工作里。所以我采用一些温和的方式，比如说早餐吃好一点儿，或者去附近的村子逛逛超市，虽然那个超市很小，商品种类不多，但我发现逛超市对我有减压的效果，即使逛完后我只买一两种东西。

　　但问题是我仍然不想睡，也睡不着。到了下午，我又开始为睡眠焦虑了。最初我住的房间很热，夏天室内有三十几度，墙壁被太阳晒得滚烫，吹风扇也不顶用。为了省钱，我租了个没空调的房间，其实带空调的房间只贵50块。大约到了8月份，我真的熬不住了，感觉自己只剩半条命，于是联系了房东换房间。可是夏天哪有空余的空调房，房东一味忽悠我，老是说快有了，实际连影子都没有。就这样被她耗了两个多月，连中秋节都过了，她突然联系我，说有空调房了。这时候天气其实已经凉爽了一点儿，但还是很热；在广东，即使到了10月份，温度也维持在三十几度。所以我还是立刻换了房间。不过在换了房间后，我大概只开过三四次空调，高温天气就逐渐结束了。

　　不过，即使没有噪声，气温也降了下来，我也还是很难睡着。为此我想了很多办法。我买不到，听说黑巧克力有助于睡眠，我就把它当药吃，睡前服一片——这当然不管用了。褪黑素我也买了，可是完全没有效果。最后只能采用老办法——喝酒。

　　我经常一边喝一边看书，喝完后完全不记得看了些什么，有时我要喝个二三两才能躺下。晚上我是六点半起床，假如中午两点前能睡着，我就会感到庆幸。但在有些糟糕的日子里，我甚至过了四点还醒着，这时我就会非常焦虑。在到D公司之前，我每天要睡七个小时；但上夜班之后，均只睡四个多小时。

　　喝酒导致的另一个问题是，睡醒后我还是醉醺醺的。幸好我是走路上班。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，每一步踏下去，路面的高度都不相同，而且说不清楚是我的身体在摇晃，还是这个世界在摇晃。假如没有醉得那么厉害，我就会感到困乏，觉得像是完全没有休息过一样。在上班的路上，经过一排平房，闻到屋里传出的饭菜香味，看到别人已完成一天的劳动，正惬意地瘫坐在沙发上，我深深感到这种休闲的时刻才是真正的幸福，而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干活儿就已经比他们更累了——这时候我就会恶毒地咒骂自己，我的身体咒骂我的意志，我的意志也咒骂我的身体，我发誓明早下班后要立刻睡觉。可是到了明早，情况又和前一天一样，就这么周而复始。

　　文字丨选自1.《劳动者的星辰》，范雨素、郭福来等 著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｜世纪文景，2022-08